帶動台灣成長的技術官僚 —— 歷任財經首長

嚴家淦    尹仲容    王昭明    李國鼎    俞國華    俞鴻鈞    孫運璿    沈宗翰            

台灣第一代企業家

王永慶    吳火獅    吳尊賢      何氏三兄弟     蔡萬霖     林坤鐘與蔡能          張榮發與黃世惠   

吳舜文和嚴慶齡    黃烈火      林玉嘉             鄭周敏     施振榮和陳由豪  

台灣第二代企業家

吳東進  何壽川  徐旭東  游淮銀  

提手皮包的人

                歷任財經首長   回頁首

   嚴家淦 退一步想,易地而處

        他有一個最出名的綽號,叫做「嚴推事」。也就是說,他最會把事推給別人。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很美的綽號。既然大家這麼叫,我就對他有特別興趣,我要看看我們的「嚴推事」,是怎麼把事情推給人家。

        等到我和他來往幾次,我覺得,完全不是這樣。我的直覺是他和尹仲容先生比巧來,尹是剛,他是柔。

        最明顯的例子。政府為了發行百元大鈔,尹先生和他到立法院備詢。只看到尹先生以臺灣銀行董事長的身分,向立法委員報告並答覆質詢,並且說了一段話,「如果我們發行大鈔,會引起物價上漲,那我們改發小鈔,物價不就下跌嗎?」以及「如果有問題,我願負全責」。使人有一種感覺財政部長對發行大鈔好像和他沒有關係。事實上,尹先生主張發行百元大鈔,曾經向先總統蔣公報告。因為,大陸發行金圓卷的失敗,已經使人不敢再提到發大鈔的事情,如果沒有事先獲得最高當局的同意,均不能輕舉妄動。但是,在向先總統蔣公報告時,都是嚴先生提出分析的,由於嚴先生的分析清楚,講話有條有理,使蔣公聽了,沒有什麼疑慮,發行百元大鈔才會實現。所以嚴先生的柔,並不寡斷,並不是推責任。只是,他不強著出頭,卻是幕後一位功臣。

        嚴先生在大陸抗戰期間,在福建省財政廳長時,推行田賦改徵實物的徵收辦法,試行一年,不但革除自清朝到民初的折現徵收田賦,造成農民不的不賤賣米穀折現金繳田賦,結果被鄉紳、糧戶、糧商挾其雄厚資金,大量收購囤積居奇。而政府也因田賦徵實物,把握糧食。這項改革方法,經報請中央核准後,全國實施,使抗戰時期糧食供應沒有發生嚴重缺失。直到政府千台,對糧食的實物掌握,沒有放鬆,也是受到這個辦法的影響。

        他被公認是一位蜚聲國際的理財專家,他的財政政策是平衡財政收支,轉虧為盈。他力倡國防建設重要性的心觀念,這個新觀念是「經濟建設應包括在國防建設內,經濟力量的增長即是國防力量的增長。」他這種國防重於一切的見解,很少為外人所熟知。

        他在光復早期有很多的貢獻不少報章雜誌都寫過:卅八年在台省財政廳長任其,宣佈改革幣制,揚棄了不斷貶值的台幣,而代之以令人面目一新的新台幣,同時,堅守財政收支平衡原則,不以發行通貨為理財的主要手段,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控制支出,方纔解救了當時的財政頹勢,為國家建立一種穩定的幣制。

        民國卅九年初,升任經濟部長、兼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年三月,改任財政部展,嚴密的推行中央預算制度,並整理各項財政法規,廢除苛雜,芟蕪去莠,實施有效的台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例,便是這十期內最顯著的成果之一。

        四十三年,嚴先生調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四十六年九月,他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委員,及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盤性的負責全國經濟建設計畫的策劃,次年再出任財政部長,致力於一個以直接稅為中新的租稅體系的建立。

        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出任行政院長。並於五十五年被國民黨提名為競選副總統候選人,以高票當選副總統。六十四年先總統蔣公逝世後,他接任總統。

  尹仲容    回頁首

        李國鼎先生在「口述歷史」中,自稱在當年嚴家淦、楊繼曾和尹仲容三人中,對於他擬定和推動經濟政策中,影響最大的是尹仲容。

        李國鼎先生自己承認在經濟思想上,追隨尹仲容。究竟尹仲容的經濟思想是什麼?他說:「到一九五八年,尹仲容任美援會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任美援會秘書長,正式就臺灣經濟發展與經濟策略發表論文時「計畫式自由經濟思想」,以當年強人時代,尹先生的個性,即使是為國家經濟而努力,仍然會遭受嚴重挫折。尹先生不改他個性,卻能盡力發揮的才能。但他的主張和做法,如果沒有得到強人的支持和信任,相信也是落空的。

1.      受副總統陳誠的支持,也獲得老總統的信賴,相信尹先生的作為,絕非為個人利益,他的個性連結耿直,有魄力,敢作敢當,獲得強人的支持。

2.      當年尹先生得到許多人的合作,除了李國鼎、王作榮、王昭明、陶聲洋等外,還有當時的財政部長嚴家淦。李國鼎的「口述歷史」第八十四頁有一段「當然,他(作者即指尹先生)勇於負責、個性堅強發言直爽,自然得罪不少人,也受了許多打擊。但他始終擇善固執,不達目的不罷休。例如,臺灣銀行早已印好百元及五十元面額的大鈔,但因為怕引起通貨膨脹,沒有人敢發行。然而尹仲容卻一面簽報行政院,一面就宣佈發行。立法院大驚之下,立刻找財政部長和尹仲容去質詢,尹仲容面對立院強大的反對壓力,挺身而出說:「要是有通貨膨脹,由我一個人來負責。」這種豪氣,便是他推定新政策成功的關鍵。」

              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起,他對外匯貿易做了一串的改革,重要的有(一)調整匯率,使接近新台幣的真實價值。(二)實施單一匯率。(三)取消進口物資預算,和貿易商申請限額辦法,並簡化申請審核手續。(四)外貿會業務重心由進口管制轉變為出口發展。在這一連串的措施下,刺激了出口貿易,因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工業發展;穩定了進口品的價格和供應量;消除了行政上的困難和不健全現象;正常化了臺灣經濟的內外關係;建立了新台幣對外價值的信譽;穩住了金鈔黑市,美鈔黑市且曾一度消除,並使外匯率準備逐年增加到千萬美元之多。今日,我們有八百多億美援外匯底存,不能不對這位外匯貿易改革的他,表示無限的追思。李國鼎稱他是臺灣經濟的領航人,王永慶稱他是民營工業之父,學者們稱他是中國的歐哈德,他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是外匯貿易改革。如果沒有他,我們就沒有今天的幸福。

  王昭明    回頁首

        王昭明先生最使人佩服的,他替國家做事,不論哪一階段,始終是劍及履及,不露鋒芒,堅持原則,紮實做事的信念。

        王昭明回顧過去四十年來的臺灣經濟發展,總有一些感觸,認為社會大眾總是對過去締造經濟奇蹟的辛勞,忘得太快,也太不愛惜,以致現在顯得逐漸喪失過去那種勤儉奮鬥的精神,在國人的勤勞度與日下降後,勞工缺乏敬業新,老闆沒有企圖心,使得整體經濟發展走入了瓶頸。他認為過去創造臺灣經濟的成功因素,值得國人引為借鏡:置之死地而後生。政府撥遷來台支出,舉國體認離此一步即無死所,在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前提下,成為臺灣成功的契機,竟是背水一戰的處境。這種處境激發了國人的潛力。

        王昭明若有所思的說,今天臺灣的社會恰恰相反,在優裕環境下,產生了惰性,失去了鬥志,與當年那種處在逆境,為生存而奮鬥的精神相去甚遠。

       當時沒有太多人搞政治,所以大家能潛心一致來努力建設,現在由於有太多人搞政治,因此把所有建設的心都分散了。雖然政治也是一種建設,但過度的從事政治,會使一些傻瓜「不再傻瓜」,人人都學聰明了。

       王昭明認為,社會實在需要一些傻瓜,用他們的傻勁來努力,來貢獻社會。但當社會每個人都變得非常聰明時,整個 環境會使人因聰明而不肯踏實做事,因此這是當年經濟發展較少有的現象。但今天,沒有人敢放手去做事,比起當年環境惡化的太多。

       當年政策選擇的正確:當年決策是,「民營化的經濟建設」,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雖是理所當然,但四十年前,卻是很不容易的選擇。

       王昭明指出,四十年前的思想,認為生產工具的公有化是相當普遍,而且這種思想深深影響著決策決定。由於受美援的衝激,及決策者的理念和美援相互配合,經過一番爭辯後,很多產業如塑膠與人造纖維、紡織都確定交給民間投資。

       王昭明認為,當初這些產業若是公營,相信這四十年來,民營事業不會發展如此之快。以四十年前為例,公營事業總產值佔百分之八十左右,現在倒過來佔了百分之二十不到。決策的選擇正確,經濟也因而有了成就。

       檢視這些成功的因素,王昭明認為我們今天應更有好的條件來締造新的臺灣發展契機才對。從人才、資金、經驗、技術都不比過去四十年差,卻未料到過去兩年來,臺灣出現了富裕中的貧窮,游資多、國民儲蓄率高、外匯存底全世界冠軍,但大家覺得並不愉快,生活內涵也不滿足,今年以來更出現經濟的衰退,這些現象,使得我們要重新加以評估。

        王昭明分析,四十年來,政府一直以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來發展經濟,但卻面臨如教育、文化、生態保育等在市場經濟之外無法顧及的建設,使得這近一兩年來社會出現了不正常的「非經濟因素」的發展障礙。

        這些障礙包括了敬業精神的鬆懈、生活的糜爛、文化教養的不足與慾望的粗俗化。在勤勞努力逐漸退色,慾望卻持續增加時,社會就開始形成「走捷徑」的風氣,包括投機、暴利一下子就迸現了。勞動參與率最近兩年明顯下降,冒風險的人膽子越來越大,甚至搶奪、勒索、導致治安的惡化。而惟利是圖、絕對的個人主義,又令人憂心。

       王昭明形容這是一場惡夢,希望這場惡夢及早過去。 王昭明認為要拾回過去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的因素,其實並無捷徑,除了政府及企業界共同努力改造產業結構,提升技術基礎外,國人還應拿出決心,發揮勤儉奮鬥的精神,在政府的領導下,精誠團結,必能再創臺灣經濟發展的第二春!

  李國鼎   社會是一個畢不了業的大學        回頁首

       李國鼎先生對臺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是緊緊跟著尹仲容先生。他是一位充滿活力,有幹勁的官員。他有心去扮演尹仲容先生第二。

       他做過經濟部長,突然轉任財政部長。我們都知道這兩個部長的不同點:前者要「衝」,後者要「守」。上峰要他到財政部去守一守,了解錢得來不易。也可以看出他在經濟部長對於經濟發展,推動工業建設都是全心全力去。也許就是這樣,使得上峰故意這樣安排。

       然而,他最值得受人敬重的是,他有經濟部長轉任財政部長拾,他仍然發揮他的眼光、魄力和幹勁,他對稅賦改革,就做了很大的貢獻。最有名的劉大中主持賦改會,就在他的任內成立。他主要推動了賦改會提出的「賦稅改革方案」,改變臺灣稅務負擔不平均的現象,提高所得稅在賦稅總收入的比重,以免間接稅(營業稅、關稅、貨物稅)的比重過高。他對稅務行政的改革最重要的兩項是稅務資料電腦化和稅務稽核。設立財稅資料處理中心,使征徵稅捐有正確又完整的資料依據。

        事實上,李國鼎先生在財經部門長久放現的心力,也造就了財經界許多人才。 八十二年間,據報導李國鼎先生曾到大陸訪問,和中共首要談了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當時,中共對市場經濟已積極推動,外匯、金融等改革也已逐一實現。例如中共宣佈八十三年元旦起,實施單一匯率,取消外匯卷(也就類似我們早期的結匯證),建立中央銀行制度等,未始不受到李國鼎先生建議的影響。

俞國華 見證台灣奇蹟的財金巨擘         回頁首

        台灣經濟奇蹟,絕非某一人可單獨成就,也絕非某一時期的短暫努力可為代表,那是長期以來集眾人智慧、群策群力、共同打拼的結果。俞國華作為兩位蔣總統的親信,曾任財政部長、央行總裁、經建會主委,以及行政院長,台灣許多重要財經政策與制度都是他任內所創設的,要瞭解台灣經驗不能不認識俞國華。

  俞國華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出生,浙江奉化人。父親俞作屏與蔣中正是中學同學,兩人交情頗好,一同到日本深造,回國後俞曾為蔣的祕書,一九二四年俞作屏於廣東淡水縣縣長任內碰到暴亂遇難,日後蔣待俞國華如世姪。

  一九三四年俞國華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七月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擔任辦事員,往後十年時間職務雖有調整,但基本上俞國華都追隨蔣中正左右,其間曾經歷了西安事變、隨同至埃及參加開羅會議等重要歷史事件。

  一九四四年至哈佛大學主修經濟,一九四六年轉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續讀經濟。一九四七年出任華盛頓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副執行董事,從事戰後經濟的重建和落後地區經濟的開發。一九五一年任國際貨幣基金副執行董事,參與國際經濟金融實務。一九五五年奉蔣中正召返回台出任中央信託局局長,統辦全國採購業務,承辦公務人員保險業務。一九六一年出任中國銀行(現改稱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董事長,兼任中國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積極拓展國際金融業務,並建立對外良好關係。

  一九六六年以阿戰爭,以色列以寡擊眾,力抗四鄰阿拉伯強敵,究其原因乃以色列國民義務教育發達,國民素質良好。受此因素影響,研議多時的九年國教乃決定於一九六八年開辦。俞國華則於一九六七年十月接任財政部長,其重要任務乃是籌措九年國教所需的龐大經費。為謀經濟穩定,俞國華捨發行公債之途,採行增加貨物稅計畫,一面增闢新稅,一面提高稅率,以達成預算平衡。他同時建議行政院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進行賦稅改革,獲致許多具體成就,現今的所得稅制度及加值型營業稅都是當年賦改會所奠立的基礎。

  一九六九至一九八四年俞國華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任內有效規範銀行債信貸款,維持貨幣供給額穩定增加,抑制兩次石油危機所引發之物價飆漲;成立外匯市場,新台幣匯率由市場之供需決定;實施利率自由化,訂定銀行利率調整要點,加強銀行公會議定利率之功能;成立銀行同業拆款中心,便利銀行同業間準備狀況之調節。一九七七年兼任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整體經濟決策及規劃各項發展計劃,並對台灣經濟的快速轉型提供政策導引。

  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一九八九年五月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在其任內有諸多政績。政治方面:宣佈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解除報禁、開放台灣人民前往大陸地區探親、修訂集會遊行法,保障人民政治權利。財金方面:廢除票據刑責、實施新制營業稅、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黃金自由進口買賣、實施利率自由化、廢除屠宰稅等,全面朝向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三大方向邁進。經濟方面:連續五年平均經濟成長率是9.9%,較前五個年度還高,外匯存底增至七百六十億美元,僅次日本為世界第二。其他重大成就包括,成立勞工委員會處理勞資爭議問題;停徵田賦、開辦農民健康保險,照顧農民權益;成立環境保護署,推動環境保護,提昇全民生活品質。

  二○○○年十月四日,俞國華因心肺衰竭病逝。綜言之,俞國華對台灣財經金融的貢獻,可說是一部濃縮的台灣奇蹟發展史。

   俞鴻鈞    回頁首

        俞先生,廣東省新會縣人,生於民國前十五年。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曾任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歷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上海市長、財政部政務次長。部長、 兼中央銀行總裁,兼交通、中國農民及台灣銀行董事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保安司令,行政院院長。

  先生任上海市長時,值日閥犯我淞滬之前夕,當時日方在滬憑藉暴力,對我要脅恫嚇,無所不至 ,以逞其侵略野心;先生秉持國家正義,與之週旋,迨國軍完成任務撤離上海,始赴港轉渝。嗣後任財政部長,得先生 悉心規劃,充裕戰時軍需,及至勝利完成。

  政府於卅七年施行經濟改革,先生再任央行總裁。未幾,共匪全面叛亂,上海危殆,奉命將庫 存黃金悉數運台,在砲火紛亂中安全完成使命。來台後,先生以央行總裁兼任交通、農民、台銀三行董事長,對穩定 金融幣制,功不可歿。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以安定中求進步;進步中求安定,為施政張本,從容佈展,收效 甚宏。

  先生忠誠清廉,志節堅貞,治事嚴謹,勤奮自勵,作風民主又能謙懷若谷,為世人所稱頌。

   孫運璿   推動國家發展的工程師     回頁首
  如果將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過程,比喻成馬拉松式的接力賽跑,那麼孫運璿無疑是其中關鍵又重要的一棒。一九一三年,孫運璿出生於山東省蓬萊縣,其父孫蓉昌感於國事蜩螗,當時懂俄文的人才不多,因此於一九二五年送孫運璿進哈爾濱俄僑實業中學習俄文,一九二七年孫運璿提早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就讀,一九三四年孫運璿大學畢業,逃離日本統治下的東北,並加入資源委員會,開始其興建電廠的工作。先後完成湘江電廠、天水電廠,拆遷湘江電廠到大後方,從寶雞搶運連雲港電廠設備到四川自流井等。

  由於孫運璿恪盡職責,表現傑出,一九四三年資源委員會派其赴美國田納西河流域開發局見習,為戰後重建工作預作準備。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孫運璿來台參加電力接收工作,出任台灣區電力監理委員。原在電力公司服務的日本技術員有三千名,將在三個月後全部遣送回國;當時大陸來的不過五、六十人,面對戰爭所造成的電力設施破壞,孫運璿找了數百位專科學生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進行搶修工作,終於在五個月後使全省電力恢復80%的正常供應,打破日本人的預言「三個月後,台灣將一片黑暗」。孫運璿憑著其卓越的領導能力與貢獻,於一九五○年升任總工程師,一九六二年再高升為台電總經理。

  世界銀行看中孫運璿領導台電的傑出表現,一九六四年聘他做奈及利亞電力公司的總經理。在三年的任期內,他推動公司的管理革新,興建尼日河水力發電工程,將水力發電連成個大系統,共增加奈國發電量的88%,可謂成效卓著。一九六七年孫運璿回國出任交通部長,任內開始規畫北迴鐵路、中正機場、台中港、蘇澳港、鐵路電器化、南北高速公路等重要交通建設。一九六九年孫運璿改接掌經濟部,當時的台灣經濟已發展到一個階段,要升級,則必須擺脫勞力密集,提升科技水準;因此他瞄準兩項目標,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製造積體電路。

  在孫運璿不斷的溝通、協調下,立法院終於通過工研院設置條例,而「工研院之父」的頭銜也落在他身上。為了製造積體電路,孫運璿、潘文淵、方賢齊擬定出發展計畫,從招人、訓練、建廠房、選擇合作對象,都訂出時間表,經過眾人的分工及不斷努力,終於為日後進軍大型積體電路及電腦業打下紮實的基礎。在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八年多的時間,台灣面臨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友邦斷交等重大事件。他不但抑制物價的飆漲、通貨膨脹,還全力推動各項經建計畫、拓展貿易,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工業,使台灣經濟在危難中持續發展。

  一九七八年蔣經國提名其出任行政院長,在孫運璿擔任院長任內,台灣經歷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第二次石油危機、陳文成命案等各項內外挑戰。但他沉著因應,一方面持續推動各項經濟建設,包括闢建新竹科學園區,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成立「同步輻射中心」,成立中美貿易小組,開放與東歐五國直接貿易等;另一方面,開始策畫研製IDF戰鬥機,請友我的美國議員通過「台灣關係法」等,使台灣安渡那人心惶惶、風雨飄搖的年代。由於其孜孜矻矻、戮力從公,不幸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四日發生腦溢血中風,同年五月十五日率內閣總辭,爾後受聘為總統府資政迄今。

    沈宗翰    回頁首

        十八歲才從小學畢業,六十年後,成立了全亞洲第一個國際性農業研究中心:「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他就是我國著名的農業專家  ─  沈宗翰。

        因為經歷過中國農村經濟衰敗之苦,沈宗翰從小便立志學農。沈宗翰認為,要改善農民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強農民的知識教育,所以一九二六年從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後,他立刻回到金陵大學教書,投入農業教育。

        一九三六年,沈宗翰組織「中央農業試驗所」。一九三四到一九五○,十七年間,沈宗翰在中農所,全心致力於全國的小麥品種改良。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今天,長江流域產量最豐富的的小麥品種,還是當年沈宗翰所改良成功的「金大二九○五」小麥品種。

        一九四八年,為決解中國日益嚴重的農村問題,中美兩國政府於是共同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沈宗翰再度列名代表團。農復會成立不到一年,就有超過二百項的農業計劃出爐,因此大大的改善戰後中國經濟。

        前農復會秘書長 謝森中 「他最難得的就是從政策、計劃跟落實到農村三個層面都參與,所以台灣的農村兩百多個鄉鎮都下鄉去考察去看,他可以說是農業界台灣經濟發展上了不起的人。」

        一九四九年,農復會遷台,沈宗翰帶著妻小跟著農復會來到台灣,繼續協助政府推動土地改革、改組農會、興修水利以及改進農村衛生等。除此之外,沈宗翰的另一項重大任務,便是協助國際間開發中的國家發展農業。因此他多次率領農業顧問團前往菲律賓、泰國,傳授當地政府發展農業。

        前農復會秘書長 謝森中 「有國際的農業會議或者世界農務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有國際會議關於農業、關於經濟,沈先生都去參與。所以最後農業跟經濟發展的關係,他很有貢獻。」

        因為出身農家,沈宗翰了解農民的苦,因為了解農民的苦,沈宗翰一輩子致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和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沈宗翰不當官,他怕拉遠和農民的距離。從一八九五出生在浙江餘姚農家起,到一九八○病逝於台北,八十六個年頭,沈宗翰不曾離開農業工作的崗位。

                                                 給作物好的環境,作物自己會長好的

                                                                                                        ── 沈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