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萬安

李國鼎先生自民國四十二年出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所轄工業委員會的專任委員,參與工業發展的規劃起,歷任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跨部會整體科技發展的推動),到七十七年獲聘為總統府資政前的三十五年間,李先生一直居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決策核心。歷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政策、措施,即使不是李先生所作的決策,就是他的建議,甚至由他親自推動。李先生一生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國家社會,不僅與台灣經濟發展密不可分,而且同步成長,可說是台灣經濟發展全部過程的推動者。茲就本人多年來追隨李先生的體認與了解,簡述李先生一生的事功與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於下:

一、李先生的特質與事功


(一)科技官僚的典範──李先生是民國十九年南京中央大學物理學系畢業,後赴英國劍橋大學進修,追隨世界知名物理學權威研究三年,於中日戰爭爆發後,返回大陸,獻身科技行列,支持政府從事抗戰工作。四十二年,應政府徵調,參與工業發展的規劃工作。李先生是科技出身,早年心儀於歐美科技進步與國家的現代化,早有獻身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企圖心,一上任便思大展抱負。李先生具有無私、無求、無倦的精神;工作務實,絕不好高騖遠,一向主張在適當時機,採取適當的政策。他心胸開闊,經常於聽取各方意見後,再作決定。他辦事講求效率,限時完成,絕不拖泥帶水、和稀泥。他進取心特別強,不斷汲取新知、新觀念,而且加以傳播。他有真知灼見,觀念領先一般人,經常提出瞻新看法、推動新制度、新計畫。他有鍥而不捨的執著精神,尤為識者所敬佩。李先生具有這許多技術官僚的特質,而且少涉政治,與一般行政官僚大不相同的作風,正是早年台灣行政效率較高,政府功能能充分發揮,而所犯錯誤較少的關鍵所在。

 

 

 (二)出口擴張獎勵投資條例的擬訂──李先生於四十二年負責一般工業發展的規劃工作後,四十五年即建議扶植民營紡織工業成為未來外銷的主力。當時外界出現不少譏評,認為以當時台灣紡織工業初創落後的情況,要大量外銷,實不可能。但政府接受他的建議,在四十五年研擬第二期四年計畫時,即不再強詰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代之以發展出口工業的政策。結果,民營紡織工業在政府的積極扶植下,紡織品於民國五○年代中期即脫穎而出,超越砂糖,高居出口第一位,連續二十二年之久。直至七十五年,才被同樣也是李先生參與策劃、推動的電子資訊產品出口超過。此一政策不僅解決當時嚴重的失業及貿易逆差問題,也奠定日後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民國五○年初,當「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定案後,為期能夠落實執行,所需修正及新訂的法律規章為數甚多。如一一按原程序進行,將為時甚久。為免延誤時機,乃有循特別立法方式,制訂一項法案排除現行法中不能適應獎勵投資的條款,以代替修訂眾多法案之創意。於是在李先生主持下,「獎勵投資條例」自四十九年三月起草,五月報行政院通過,九月經立法院審議完成立法程序公布實施,至七十九年九月始告廢止。三○年間,該條例對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說貢獻極鉅。

 

  李先生為積極推動出口,簡化業者設廠與出口手續,並減輕出口的負擔,除全面改善投資環境外,還建議創設「加工出口區」,並於五十五年在他擔任經濟部長時,正式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為全世界首創。由於績效良好,後續增設高雄楠梓及台中潭子兩個加工區。三加工出口區總面積一七九公頃,七十六年最高從業人員高達九○、八○七人,八十六年降為六萬人,但出口金額則高達七十九億美元,成效顯著。自台灣加工出口區成立後,其他許多國家紛紛仿效採行,亦有要求台灣協助建設加工出口區者。目前世界上已有二○九個國家採行加工出口區制度,並於六十八年成立世界加工出口區協會。該協會於七十八年成立十週年大會,特頒獎李先生,酬謝李先生當年在台灣創設加工出口區的構想及其實際顯著的成果。

 

 

 (三)技術密集工業發展與科技發展方案──台灣雖遲至民國七○年才正式進入積極推動技術密集工業發展階段,但實際上,李先生早於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六○年代中期即主張發展能源密集度低、附加價值高、污染低的技術密集工業。當六十五年底李先生擔任行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後,即積極策劃技術密集工業的發展。六十八年五月,行政院通過由李先生負責研擬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其目標第二項即為「加強經濟建設,發展技術密集工業」。此外,該方案主要尚包括:建立能源、材料、資訊與生產自動化四大重點科技、設立新竹科學園區、大量扶植與延攬海內外學人,以及建立科技顧問制度等。執行成效如下:

1.科技發展方案於七十一年修訂,將重點科技增列生物技術、光電科技、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共為八大重點科技,並積極全面推動。

2.新竹科學園區則於六十九年十二月成立,至八十六年底已有二四五家設廠,從業人員 超過七萬人,年營業額高達新台幣四千億元,尚在不斷擴充中。


3.六十八年十二月行政院成立科技顧問組,由李先生擔任召集人,聘請國外資深專家擔任顧問,借重國外資深專家經驗與豐富的知識,針對台灣科技發展的方向予以評估並提供意見。

  李先生接任運用科技小組召集人後,為使技術密集工業能夠早日進行,認為有必要及早推動電腦與資訊硬體和軟體的發展。於是由李先生主導的「資訊工業策進會」,在六十八年七月成立,由產、官、學界三方面共同組成,屬非營利事業機構。其任務為:迎接資訊化時代來臨,促進各階層各單位業務電腦化、推動資訊工業發展,以及資訊人才的培育和電腦資訊的推廣工作。去(八十六)年全台灣資訊工業產值,接近二百億美元,已排名世界第三位。同時,工業研究院增設「電子研究所」、「工業材料研究所」及「機械工業研究所」,均係根據李先生的建議而增設的。

 

  民國七十二年初,李先生依據修訂後「科技發展方案」,擬訂了「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積極培養高科技人才,並延攬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台灣服務,以供應科學研究與技術密集工業發展的需要。

 

  七十五年行政院接受李先生建議,成立超大型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即台積電),並由李先生促請荷蘭菲力浦公司及民間企業參與投資,將台灣半導體工業帶進與世界最先進國家相當的層次。近十年來,台灣科技研究與技術密集產業得以快速進展,李先生的確功不可沒。李先生也因而被科技產業界尊稱為台灣的「科技之父」。

 

 (四)人力資源規劃與教育政策的調整──李先生早年即注意到台灣自然資源有限,惟人力資源相當充沛,認為如何規劃有效運用人力,是一重大課題。另方面,鑑於經建四年計畫對投資需要和財源籌措已有規劃,但對達成計畫目標所需人力資源的估計與計畫,則付之厥如,是一大缺憾。因此,在五十三年一月李先生擔任經合會副主任委員時,即指示成立「人力資源小組」,並聘請國外專家來台指導。於五十五年秋完成「第一期人力發展計畫」,並於同年十月經行政院通過實施。其後每一期四年或六年經建計畫,都同時有人力計畫的配合。這也是經建計畫絕大部分,都能落實執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台灣早期是農業社會,職業學校向以農業及商業職業學校為主,工業職業學校極少,而且高中學生中,一般高中占六○%,高職祇占四○%。為因應工業發展對初級技術人力的需要,李先生一方面商請教育部門,把一般高中與高職學生的比例反轉為四○%比六○%,每年多增加高職的入學人數;另方面建議將農業職校改制為農工職業學校,原工業職業學校,增設新科及擴增班級。同時,教育部門還接受李先生的建議,自五十六年開始設立兩年制的專科學校,招收高中、高職畢業生;六十三年成立台灣工業技術院,設二、四年制工程技術系科,招收專科及高工畢業生修業二或四年,授予技術學士學位。因而構成了工業技術職業教育「工職、工專與工業技術學院」的一貫新體系。李先生為了支援工業職業教育的發展,除動用中美基金支助外,並協助申請世界銀行於一九七○年貸款一、五○○萬美元,作為充實機械設備、添建試驗工廠、選派技術教師赴國外進修及改進教學之用。至目前,高職與一般高中學生之比,更提高為六八%與三二%。

 

  對高等教育,李先生除建議提高理、工、醫學系學生比例,及增設碩士、博士班外,並於五十五年支援有關大學增設物理(清華大學)、數學(台大)、化學(台大)、生物(中研院植物所)及工程科學(交大及成大)等五個研究中心,以培植高級人才,提高科技研究水準。七十二年,前述加強培育人才方案通過後,又於清華大學增設材料研究中心,於交通大學增設電子與通訊研究中心。

 

 (五)第六倫的倡導──李先生在離開財政部長的崗位後,接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並兼任應用科技小組召集人的任務,行政壓力減少了很多。他潛心檢討台灣過去經濟的快速發展,民國六○年代末期已面臨一個新的轉捩點,未來發展方向有必要調整。於是一面主張加強科技研究、積極推動技術密集工業發展,促進產業升級;一面針對倫理建設沒有隨經濟快速發展而現代化問題,於七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台北聯合報撰寫「經濟發展與倫理建設」一文,副標題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群己關係的建立」,指出:我國的傳統文化,一向重視人際關係行為的規範,計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然對於國人與陌生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則缺乏適當的規範。很多人貪圖私利,罔顧公益,自己既不感到良心的譴責,社會也不給予應有的制裁;公德敗壞,幾乎成為一個沒有規範的社會。而社會是一個工具,幫助我們解決生活問題、充實生命的內涵,使生活更富足、社會更充實。但是為維護這個工具的有效性,我們都需要接受一定規範的引導和約束。因此,在傳統的五倫之外,應再建立群己關係,也可說是「第六倫」。

 

     李先生並進一步強調,傳統上,群己關係沒有受到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經濟落後,現在已到必須加以重視的時候。雖然倫理是一種實踐,不是一種知識;然而必須了解,在現代科技水準、經濟生活和社會結構的條件下,個人活動與社會福祉息息相關,充分顯丕第六倫的重要意義。李先生並希望,藉著大眾媒體的熱烈討論和傳播,再經由學者專家的研究分析,最後納入教育系統之中,使社會、學校和家庭教育相配合,確立現代規範的群己關係,成為國民人格當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第六倫」──雖然李先生如此誠懇的呼籲,但當時在社會上並未產生應有的反應,殊堪惋惜,可說是台灣社會的不幸。

 

二、李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根據以上李先生事功的簡述,李先生過去四○多年來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尊重市場機能

    李先生不論早期所推動的紡織工業與加工出口區設廠的工業,或後期所推動的電子、資訊等技術密集產業,幾乎都是民營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其中偶而會有政府開發基金或公營事業參與投資,實際上,都是創導性投資,還是以民間投資為主。此外,除早期推動的紡織工業曾採取管制進口等保護措施外,其他都尊重市場機能,未加直接干擾。

 

(二)重視政府功能的發揮

    李先生所採取的循序漸進的發展策略,負責推動投資環境改善、產業政策規劃、人力資源培育,以及科技研究與發展等,都是市場機能力有未逮,需要政府匡正的,也是經濟學者所稱的具有外部性功能;實施以後,效果卓著,顯係政府功能的充分發揮。李先生的這種作法,可說是民生主義計畫性自由經濟的實踐者。

 

(三)重視資本形成與人力資源

    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兩大支柱,一是投資(即資本形成)二是人力,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李先生在四十九年所負責草擬的獎勵投資條例,最主要目的就是改善投資環境,以減免租稅措施鼓勵儲蓄、投資與出口。因為儲蓄增加,投資才有能力提高;而投資增加才能提高生產力,增強競爭力,使出口得以擴張,從而加速經濟成長與繁榮。

 

  五十三年初,李先生在經合會成立「人力資源小組」,開始了人力資源的規劃與培育工作。四○多年來,適時適量的提供經濟發展各不同階段需要的各層級人力,支持了經濟的快速成長與產業升級,其功不可沒。

 

 (四)重視經濟與社會的互動

  李先生雖為科技出身,但對以倫理道德為重心的中華文化仍有極大的關懷。尤其他在推動經濟發展的經驗中,深深了解經濟與社會互動重要性,乃特別予以重視。因此,在卸下行政工作後,李先生即對此問題予以深入思考,提出「群己關係──第六倫」的主張。設若此一主張能被當時當道道受,則不僅台灣的經濟社會不致呈現亂象,會更和諧,而且我國現代化社會的新倫理體系也將順利建立起來。

 

三、結語

        李先生以上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四大貢獻,應是開發中國家推動經濟發展所必備的條件,我們有幸有李先生的倡導與推動,除第四點重視經濟與社會的互動未能有效推動,而成為負面經驗外,其餘三點完全落實。我們可以說,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是李先生過去參與推動經濟發展決策、主張與建議實踐的結果,李先生與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已分不開。至於負面經驗則是李先生主張未能落實的結果。易言之,如李先生的這四個「重視」,在任何國家與地區都能做到,貫徹執行的話,其經濟社會發展一定成功,而且無負面經驗的缺失。